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中，面向各区域的地区战略彼此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从美国地区战略间张力的视角切入，可以探究这些地区战略影响彼此的具体作用方式及其根本逻辑。概言之，对于任意两项美国的地区战略，两者间张力的具体状况使得这两项地区战略之间形成策应、增益或牵制等作用方式，从而对两者的运行和功能产生差异化影响。自从美国全球战略焦点开始由中东转向“印太”以来，以“战略收缩”为基本特征的美国中东战略长期能够策应其“印太战略”，助使后者得以按照设计运行并发挥作用。在此期间，美国的中东战略还一度对“印太战略”形成增益，使得后者有望节省战略资源投入，实现额外目标。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强调“战略收缩”的美国中东战略濒临失灵，与“印太战略”之间的张力大幅增强，由此对后者形成牵制，使其运行和功能面临更多阻力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美国地区战略 地区战略间张力 美国全球战略 印太战略 中东战略 中美关系 地缘政治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盟国和伙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和“非对称优势”。当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强调从“投资、联合和竞争”三个维度推进，而在涉及联合的方面重点强调调动盟国和伙伴网络的支持。关于美国组建“民主国家联盟”“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等非军事领域合作伙伴关系的讨论正在成为讨论的焦点，有的学者觉得美国推动传统联盟体系向“新的联盟体系”发展，另一些学者提出“网络化”或“节点化”等概念来理解美国联盟体系内部的变化，还有学者提出美国正在构建一个新的“盟伴体系”。这些讨论表明，美国为争取国际支持而采取的合作战略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与盟国持续合作的同时，增加了许多新的成员和议题。正在形成的盟伴网络能否替代传统联盟体系？其内部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性？传统联盟理论在理解新的盟伴体系时的价值和局限有哪些？本文试图澄清围绕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联盟体系转型所引发的一些关键概念和理论问题。

  对于任意两项美国地区战略而言，其对彼此的影响可以细分为策应、增益和牵制三种作用方式。不同的作用方式取决于这两项地区战略间张力的具体状况，并将导致对战略的运行和功能产生差异化影响。

  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地理政治学作为逻辑基础，把全球动态性地划分为具有不一样战略价值和功能的数个区域，分别形成针对性的地区战略，比如欧洲战略、中东战略、美洲战略、亚太战略等。因此，透过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解析其地区战略，不难发现：其一，在构成上，正如既有研究普遍指出，面向全球不一样的区域的地区战略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其二，在重要性上，各个地区战略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明显存在着差异。被美国视为攸关核心利益与霸权护持的区域，与之相对应的地区战略往往居于美国全球战略的焦点和重心，被认为至关重要。其三，在体系功能上，各个地区战略对于美国全球战略运行与实现目标的作用并非相同。其中，面向关键区域的地区战略往往直接关乎甚至决定着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能否实现，而其余的地区战略则事实上还承担着支持美国全球战略和关键地区战略顺利运行并发挥作用的辅助性、间接性功能。反之，透过美国的地区战略来解析其全球战略则能更加进一步确认，美国的全球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精细的体系”。因此，美国全球战略的运作状况不可避免地同体系本身设计的合理性、资源投入、内部结构等因素息息相关。而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由于共同寓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一体系之中，美国的地区战略彼此间在客观上存在着张力。

  具体而言，美国地区战略间的张力是指这些地区战略彼此间由于战略资源有限性和战略运作系统性而产生的紧张状态，具体表现为这些战略彼此之间在两个维度上的相互约束。一个维度是战略资源约束，即由于美国能够用以实施全球战略的资源总量有限，因此，某一地区战略对于战略资源的占有状况会对别的地方战略的战略资源投入和使用构成影响。例如，新一轮巴以冲突就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军事援助能力的广泛猜疑，致使美方高层不遗余力多次强调，“美国完全有能力同时对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军备支援。”另一个维度是运作条件约束，即根据美国的战略构想和设计，任何地区战略能够顺利运行并实现目标，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有赖于除自身之外的其余地区战略能够按照设计和预期发挥作用。换言之，这使得美国的地区战略实际上都在某一些程度上成为了彼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目标乃至正常运行的条件。比如时任肯尼迪政府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就明确说“必须同样重视外围和核心（地区）”，因为“一个地方发生的事势必影响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事。”又如冷战时期一度深受美国战略界推崇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从美国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的角度来看，其根本逻辑实则就是通过在东南亚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来为美国全球战略以及别的地方战略的顺利推进创造必要和利好条件。

  美国政治的经验事实则进一步表明，其地区战略间为何会形成张力，往往源于以下因素单独或者复合作用。其一，美国未能准确理解当地情况，导致对应的地区战略因偏离实际而难以达至预期，由此与别的地方战略之间凸显张力。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战略和21世纪初期的美国中东战略都因为大幅误读了当地情势，致使占用大量资源却始终难以实现目标，对同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别的地方战略产生消极影响。其二，出于运用或护持霸权，美国有意漠视并以主观意愿塑造部分地区的战略环境，致使对应的地区战略同样因难以达至预期而与别的地方战略形成张力。比如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便是因为不顾中东国家国情和政治传统而在当地“水土不服”，导致美国深陷中东事务，在别的地方力所不逮。其三，诸如党派斗争、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等内政因素的干扰乃至裹挟，加剧了美国对于关键地区及目标国家的认知失真、战略误判以及主观臆断，致使地区战略间张力凸显。其中，以“麦卡锡主义”冲击美国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当前美国政治极化和两党斗争裹挟其“印太战略”为典型，来自内政层面的扰动对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产生了复杂消极影响。其四，相关的美国职能部门和机构在战略制定过程中不乏分头行事甚至“各自为政”，致使地区战略彼此因缺乏协调而富含张力。对此，亨利·基辛格曾直言批评，“问题被分割为各个组成因素，其中每个都由专家们在它涉及的特殊困难之中予以处理。极少重视或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美国地区战略间的张力具有结构性、可变性和可操作性三项基本特质。结构性是指，作为美国全球战略这一体系的基本构成，美国的地区战略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战略设计、资源限度、内部结构等体系的内生性制约，使得这些地区战略之间在客观上“天然地”存在张力。可变性是指，战略实践环境的持续演变决定了美国的地区战略需要保持动态，这就使得这些地区战略间的张力并非恒定，其力度大小、约束情况等也会随之消长和变化。可操作性是指，对于任意两项美国的地区战略而言，能够最终靠战略设计、资源配置、实践协调等方式，人为地改变甚至技术性消弭两者之间的张力。

  进而，正如事实所呈现，美国地区战略间的张力亦即不一样的地区战略之间的紧张状态既可能显著，也可能模糊。不一样的地区战略之间张力的大小也并非全然一致。由此，能更加进一步区分出张力为零、张力为负、张力为正三种情形，用以描述并辨别美国地区战略间张力的具体状况（见表1）。其中，张力为零是指，面向区域A的地区战略对于面向区域B的地区战略既不构成战略资源约束，也不构成运作条件约束，使得两大地区战略之间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紧张状态。张力为负是指，面向区域A的地区战略对于面向区域B的地区战略不构成战略资源和运作条件约束，并且还至少在其中一个维度起到加成作用，使得两大地区战略间的紧张状态在事实上被两者之间相互促进所取而代之。张力为正是指，面向区域A的地区战略对于面向区域B的地区战略构成战略资源或者运作条件约束，抑或在这两个维度上都构成约束，致使两大地区战略之间展现出明显的紧张状态。

  盟国能参加某个军事领域的联合作战，或者在非军事领域采取共同行动，也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不参加。

  这也表明，在观察美国盟伴网络的运转时，我们仍有必要对美国在军事领域强化联盟以及在更广泛的议题领域构筑阵线两种不同的政策努力进行区分。强化联盟的政策大多数表现在军事安全领域，旨在加强联盟的威慑能力和保障功能，以强化军备发展、力量部署、基地建设和作战互操作性为基础。阵线的构建则体现在要求相关国家加入美国在非军事安全领域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性安排，这些安排的参与者既包括部分盟国，也有许多非盟国。

  战略实施在本质上是一种通过配置和运用战略资源来促成实现战略目标的实践活动。其中，资源投入的可持续性是战略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而“资源输入—目标输出”的正向互馈回路则是战略得以持续的重要条件。因此，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战略的成功实施不仅只是实现预期目标，还意味着战略资源的投入处于合理区间。

  就美国的地区战略而论，由于共同寓于美国全球战略这一体系之中，因此不论是可资使用的战略资源还是旨在实现的战略目标，这些地区战略都或多或少、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来自美国全球战略的体系性影响。而这也使得这些地区战略对于彼此的运行和实践效果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积极或者消极影响。与此同时，鉴于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面向非关键区域的地区战略总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辅助性功能，以确保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面向关键区域的地区战略能够顺利运行并发挥作用，因此，这些地区战略间的影响明显呈现出一定的“指向性”，即面向关键区域的地区战略往往面临着来自其余地区战略的复杂影响。这生动体现在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对苏联遏制战略与其余地区战略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中。

  进一步看，正如有研究指出，美国地区战略间相互影响的现实案例表明，即便同样都属于积极或者消极影响，但其具体的作用方式实则凸显差异。例如拜登政府的欧洲战略强调要协同盟友和北约对抗中国，其非洲战略则重点寻求制衡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两者对于“印太战略”所能够形成的积极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显然不同。又例如，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欧战略旨在使地区国家脱离苏联势力范围，而面向西欧、东亚等所谓“世界外缘”的地区战略则重在防止地区国家加入敌方阵营，两者对于对苏联遏制战略所能够产生的积极影响及其作用方式显然也并非一致。

  由此，结合美国地区战略设计和实施的真实的情况不难发现，这些地区战略彼此间的积极影响实则细分为策应和增益两种作用方式，消极影响则具体呈现为牵制这种作用方式。其中，策应是指，面向区域A的地区战略对于面向区域B的地区战略能够按照设计运行并发挥作用具有某一些程度的支持和推动作用，甚至构成重要条件。增益是指，面向区域A的地区战略使得面向区域B的地区战略能够在战略资源投入低于原本计划的情况下正常运行，抑或是能够在按计划投入战略资源的情况下实现超出原本设计和预期的额外目标。牵制是指，面向区域A的地区战略给面向区域B的地区战略按照设计运行和发挥作用增添困难甚至阻力。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纯粹依照逻辑推演，那么消极影响实际上还应该包含“破坏”这种作用方式：面向区域A的地区战略被有意设计为致使面向区域B的地区战略无法运行。但这并不符合实际，缺乏现实案例支撑，故不作详细讨论。

  究其根源，美国的地区战略彼此间为何会形成不同的作用方式，源于这些地区战略之间张力的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而言，张力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意味着美国的地区战略对于彼此的战略资源和运作条件约束存在区别，这一区别决定了这些地区战略将通过不同的作用方式对彼此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对于任意两项美国地区战略，两者间张力的状况同其具体的作用方式之间有着这样的内在联系：当这两项地区战略间张力为零时，两者之间将会形成策应这种作用方式；当这两项地区战略间张力为负时，两者之间将会形成增益这一作用方式；而当这两项地区战略间张力为正时，两者之间则会形成牵制这种作用方式（见图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国地区战略之间的张力状况并非恒定，因此，这些战略影响彼此的作用方式也完全有可能发生改变。

  事实表明，由于战略设计和资源总量的双重制约，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面向关键区域的地区战略总会受到来自其余地区战略的复杂影响。当前，随着俄乌冲突延宕外溢、新一轮巴以冲突剧烈爆发，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受到其中东、欧洲等地区战略的突出影响，迫使美国在战略资源分配、实践策略选择等方面做出种种应对和调整。其中，中东作为“印太”之前美国全球战略所聚焦的核心地区，自从美国在当地转向“战略收缩”（Retrenchment）以来，美国的中东战略对“印太战略”产生了尤为复杂的影响，囊括了策应、增益和牵制全部三种作用方式，且类型化特征十分突出。因此，本文选择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开始东移以来其中东战略对“印太战略”的复杂影响作为具体案例，用以进一步实证和阐析美国地区战略间张力状况与作用方式的内在联系。

  以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The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Pacific）和“亚洲优先”（Pivot to Asia）为开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开始从中东转移到“印太”，逐渐聚焦遏制中国。在此背景下，“印太战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其余地区战略则应当对“印太战略”形成策应，为其能够按照计划运行并实现目标提供支持和助益。

  正因此，奥巴马政府时期，“印太”郑重进入美国的战略话语体系，其国防预算和战略资源配置开始向该地区倾斜。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关注几乎完全被“印太战略”所占据，对别的地方战略的重视程度则远远不及，以致美国在拉美等所谓“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力显著滑落。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强调要“推动包括欧洲—大西洋（Euro-Atlantic）在内的别的地方与‘印太’地区建立联系”，进一步揭示了当前美国全球战略实践的一项根本原则：“印太”优先。

  在诸多地区战略中，美国尤其注重使中东战略和“印太战略”能够相互协调。更确切地说，策应“印太战略”是美国为其中东战略设计的基本目标。这被含蓄地表述为“中东对于美国和美国民众的长期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这样的战略认知蕴含多重考量。一方面，中东作为美国此前的全球战略重心，长期大幅吸引着美国的战略资源和关注。因此，能否顺利抽离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冗余并加以重新配置，同美国能否顺利实施全球战略和“印太战略”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构成，中东国家是大国战略竞争中很重要的“中间地带”，是竞争各方都致力于争取的第三方。此外，由于“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国家高度依赖中东能源，因此，中东的确有几率会成为美国用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一张牌”。这一些因素使得美国拥有充足动力来使其中东战略策应“印太战略”。

  具体地，美国寻求使中东战略策应“印太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直观表现。一方面，在战略认知上，美国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思考和审视中东战略，注重确保中东局势不会对美国“印太战略”及其实践构成阻碍。而随着中东局势近年来复杂发展，吸引美国在当地“欲撤还留”，中东战略对“印太战略”的复杂影响愈发成为美国政策辩论的重要议题。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面对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幅度的提高，美国是否还应在中东坚持“战略收缩”，这是否会导致中东局势不利于美国实现对华遏制目标。可见，促使中东战略策应“印太战略”，从而利于后者的实践和推进，实则慢慢的变成了美国战略界的某种共识，并且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基本考量。

  另一方面，在政策文本上，近几届美国政府在相关战略文件中都直接或者含蓄地指出，中东战略关乎美国全球战略与“印太战略”的运行和效果，在其全球战略体系中承担重要角色。其中，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说，通过大幅度减少在中东驻军，美国能够重新部署其战略资源，以确保实现战略目标。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需要综合协调不同的地区战略来维护自身利益。其中，中东战略致力于使当地情势进一步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同一时期，美国国防部在其《“印太战略”报告》中特别强调，“印太”地区持续面临着包括中东在内的一系列挑战。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受益并且依赖于与全球各个地区广泛、深厚的联系，对这些地区的关切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在此基础上，旨在指导相关政策实践的《联合区域战略》明确说，弱化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竞争对手在全世界内的不利影响，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

  从实际效果看，近几届美国政府的中东战略确实对“印太战略”起到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策应作用。一方面，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届美国政府在中东战略上都秉持“战略收缩”方针，减少了对中东的战略资源投入，从而能够将更多资源用于实施和促进“印太战略”。其中，在军事资源部署和调配上，美国在中东大幅撤军、缩编，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力量由高峰时期的超过22 万人减少到当前4.5万余人，而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在“印太”的军事存在，其部署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稳定增加，部署在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总体也呈上涨的趋势（见图2）。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决定缩减作为中东军事行动重要支援和后方的驻德美军规模，撤出约1.2万人，并且将其中相当一部分重新部署至亚太地区用以针对中国。在此背景下，加之其前身美国太平洋司令部（Pacific Command）本就拥有庞大的驻军规模，“印太”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现已成为美国全球军力部署重心，拥有军事人员约37.5 万人，军事基地66处。与军力部署的消长态势相对应，自2009年以来，中东逐渐不再是美国对外援助中占比最高的地区，而“印太”所获得的援助规模则逐渐增加。尤其是对印度、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意在拉拢的“印太”重要国家，美国的援助金额呈波浪式上升（见表2）。

  表2 2009~2023年美国对“印太”地区重要国家援助金额（单位：亿美元）

  另一方面，通过推动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打造中东安全和经济“小多边”、帮助中东盟友提升国家实力等实践，美国曾一度能够在进行中东“战略收缩”的同时，保持在当地的影响力优势，并维持中东局势基本稳定，由此能更集中精力和资源来应对“印太”事务。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为标志，美国从地理政治学计算和功利主义考虑出发，积极帮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其根本逻辑和关键意图是在于，通过将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来推动中东实现局部、片面“和解”，促使地区局势趋缓、趋稳，从而能够安心从中东“战略收缩”，进一步聚焦“印太”。事实上，从《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到“阿克萨洪水行动”发动的这段时期内，中东局势确实较为平静，并且还因为种种原因彰显和解态势。而这也就表明，美国的中东战略在此期间对“印太战略”形成了策应，使得美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稳定中东以专注‘印太’”的目标。

  究其根源，美国的中东战略之所以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对“印太战略”形成策应，源于这两大地区战略之间的张力曾一度为零，彼此不存在事实上的紧张状态。更确切地说，在此期间，美国的中东战略对“印太战略”既不构成运作条件约束，也不构成战略资源约束。

  其中，在运作条件维度，中东和“印太”先后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焦点区域，使得美国的全球战略在设计和实施上呈现出某种“此消彼长”：在中东“战略收缩”，而在“印太”大力介入。正因此，面向两大区域的地区战略在运行逻辑上展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印太战略”能够稳步推进，某一些程度上有赖于中东战略能够顺利运行。实际上，如事实所表明，截至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近几届美国政府以“战略收缩”为基调的中东战略基本能够正常运行并发挥作用，从而使得美国能够把战略重心置于“印太”。对此，拜登政府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曾不无骄傲地宣称：“如今的中东比过去20年间的任何时期都更加安静。”由此可见，迟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美国的中东战略在事实上并没有对其“印太战略”构成运作条件约束。在战略资源维度，得益于中东局势一度基本稳定，美国曾经能够大幅削减对于中东的战略资源投入，从而能够在包括“印太”在内的全球其他区域重新配置和部署其战略资源。这说明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中东战略也并未对其“印太战略”构成战略资源约束。

  美国尝试以中东战略增益“印太战略”的具体表现为，意欲通过打造联通中东与“印太”的跨地区合作，使得中东战略能够有助于“印太战略”节省战略资源投入，实现额外目标。这实质上是美国针对中东战略近年来运行顺利、成效明显而为其新增的指向全球战略体系的功能性目标，意在以此来提升美国全球战略的实践效能，并节约全球战略的实施成本。

  在这些跨地区合作中，“I2U2集团”（“I2U2”Group）和“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简称“印欧经济走廊”）充分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富有代表性。“I2U2集团”是由拜登政府牵头组建，由美国、印度、阿联酋、以色列4个国家组成的“小多边”机制。主要聚焦经济、社会和全球性挑战，旨在运用私营部门的资本和技术，实现基础设施、公共卫生、金融投资、新兴技术、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领域的目标。尽管拜登政府强调“I2U2集团”专注于促进成员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能力建设，具有非安全化、非军事化属性。但外界普遍相信，美国倡导建立该机制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其全球战略实践，富含战略意图和现实考量。特别是美国将“印太战略”重要支点国家印度引入其中，使得“I2U2集团”实际上作为“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一个“配套项目”，折射出其真实意图是在于联通中东战略和“印太战略”，以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印欧经济走廊”是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上，由美国和印度牵头，美国、印度、沙特、阿联酋、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欧盟共同拟议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按照设想，该项目将通过铁路和海运网络连接南亚、中东与欧洲，推动三大区域相互连通，进而促进沿线国家实现能源、基础设施、金融、贸易、产业、粮食、技术等领域目标。与外界对“I2U2集团”的认知相似，虽然作为项目牵头国的美国在相关公开讨论中避免谈及中国，但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印欧经济走廊”是美国深化全球战略实践的一部分，根本旨在通过该项目给沿线国家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选择，来进一步遏制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当前美国加强对华竞争博弈的背景下，面对中国的中东影响力明显提升，“印欧经济走廊”实则是美国力图改变中东“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现状的重要举措。

  在美国看来，“I2U2集团”和“印欧经济走廊”将使得其中东战略能够增益于“印太战略”。一方面，它们有助于美国进一步联通中东战略与“印太战略”，从而通过加强这两大战略的协调与配合，提升其战略的实践效能。并且，能够加强不一样的地区战略相互联通、协调这一事实，还可以向外界传递出相关战略设计合理、进展顺利的积极信号，利于美国实施和推进其全球战略。例如，美国特别把地处“印太”的印度拉入“I2U2集团”这一中东“小多边”合作机制，实则意在以印度为抓手，增进“印太战略”和中东战略的协调联动，并寻求利用印度在中东的进取姿态，稀释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无独有偶，美国支持印度作为“印欧经济走廊”起点，同样也深怀“扶印制华”“抗衡替代‘一带一路’”“主导重塑亚欧经济版图”“促进实现霸权护持目标”等战略意图。

  另一方面，“I2U2集团”和“印欧经济走廊”都强调参与国一同承担所需经费，并注重撬动私营部门投资，这将有利于美国节省战略资源投入。其中，在对“I2U2集团”的官方介绍中，美国明确说“该项目将从4个参与国处获得包括贷款在内的资金支持”，并强调“将通过动员私营部门的资本和专业相关知识，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低碳化转型、改善公共卫生等目标。”“印欧经济走廊”备忘录中则写明，“参与各方承诺共同落实项目实施所需的所有要素，并解决包括融资、技术、监管等问题。”而且美国官方在介绍该项目时还特别指出，“计划与伙伴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一同推动实现项目目标。”从这些文本和表述显而易见，确实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言，美国之所以积极构建这些跨地区合作，特别的重要的动机在于，寻求通过多国参与来“摊薄”其战略实施成本，以达到节省资源投入而实现预期目标的效果。

  究其根源，以“I2U2集团”“印欧经济走廊”为代表的跨地区合作有望使美国的中东战略和“印太战略”之间的张力为负，亦即在战略资源和运作条件维度不构成约束并且产生加成作用，由此使得两大战略之间能够形成增益。其中，战略资源加成作用一是源于这些跨地区合作能够使美国的中东战略和“印太战略”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部分领域及议题上，通过进一步的协调乃至联通，来强化其战略资源共享共用，从而能够在整体上降低美国战略资源的净投入。二是源于这些跨地区合作注重动员私营部门去参加了发挥作用，使得美国实施中东战略和“印太战略”所需要的资源或将能够借由私营部门的资金、技术、人员等投入，而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补充乃至补强。运作条件加成作用则主要源于这些跨地区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美国中东战略与“印太战略”之间的协调和积极联动，并由此传递出关于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的积极信号，从而能够给美国实施并推进中东战略和“印太战略”带来事实和象征层面的有利影响。

  尽管近三届美国政府都寻求在中东“战略收缩”，但事实上，美国仍然深受中东事务牵绊。特别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的中东战略濒临失灵，仓促之中再度大幅度提高了对当地的战略资源投入。而与此同时，美国在“印太”相应采取一系列举措，以应对中东局势激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番情形生动反映出，伴随中东形势剧烈变化，美国的中东战略正愈发对“印太战略”造成牵制，致使后者在运行和功能上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乃至阻力。

  美国战略界不缺乏有些人坚信，中东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地理政治学条件，其战略价值不容忽视而且无可替代。这样的战略认知使得对于美国而言，实际上，当前以“战略收缩”为基本方向的中东战略不论成功与否，长期看来都会对美国的霸权护持产生消极影响，并对其全球战略特别是面向关键区域的地区战略形成牵制。

  即便当前依循的中东战略最终获得成功，美国能够按照其设想在中东实现“战略收缩”目标，那么这也将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将不复以往，难以再对当地事务施以直接、有力影响。某一些程度而言，目前已脱离由美国主导而呈现出多极化态势的中东格局，正是这一情形的现实表征。在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看来，这样的情形很危险，不可接受。美国国内近年来关于中东战略是否应该摒弃“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的争论愈演愈烈，便是这种战略隐忧的现实写照。“摒弃派”坚称，随着美国聚焦大国战略竞争，坚持“卡特主义”将带来额外的战略负担，绝非理性选择。“坚持派”深信，中国和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此消彼长，说明中国意在填补“中东战略真空”，这会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这些争论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对于中东“战略收缩”的矛盾和纠结：虽然此举可能有助于美国全力投入大国战略竞争，但它未必真正利于美国护持其霸权。

  反之，如果现行中东战略遭遇失败，则意味着美国在中东不仅无法收缩力量，可能反倒还要增加包括军事、外交、经济在内的战略资源投入。鉴于当前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以“印太”作为焦点和重心，这无疑将会对“印太战略”产生牵制，影响其运行和实践效果。而显然，当前现实图景就与这一情形高度相近。

  新一轮巴以冲突激烈爆发，次生风险外溢扩散，导致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动荡。在此背景下，正如不少分析指出，以“战略收缩”为基调的美国中东战略若不是已经破产，至少也已经濒临失灵。这导致美国无法再像从前，能够“稳定中东而专注“印太’”。对此，拜登政府主要采取了两方面举措来应对中东局势激荡及其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消极影响。其一，大幅度的增加在中东的战略资源投入，但谨慎介入地区事态，寻求管控冲突。其中，在外交资源投入上，包括拜登本人在内，美方高层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多次前往中东施展外交努力，力图避免局势继续升级。在援助资源投入上，中东本就是2023财年全球获得美国“总统预算申请”（president budget request）援助款项最多的地区，已获得近87亿美元援助。而冲突爆发后，拜登又数次向美国国会寻求紧急额外预算拨款，计划再向以色列提供约140亿美元援助资金。在军事资源投入上，面对中东局势骤然升温，拜登政府迅速向中东大举增兵，而且调集了航母战斗群、核潜艇等强力打击力量。特别是将2支航母战斗群部署到中东海域，不仅罕见地打破了航母部署“三三制”原则，也使美国航母自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又出现在海湾地区。但同时，以美国仅仅是有限回应驻中东美军遇袭伤亡为例，拜登政府介入本轮中东事态后，行事格外谨慎、克制，竭力避免被拖入巴以冲突及其次生危机中，尤其不愿意同伊朗发生直接冲突。

  其二，在“印太”采取一系列举措，全力弱化中东局势巨变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和不利影响。一方面，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初期，美国曾展现出一定的对华缓和姿态，并且就推动中东局势降温主动寻求同中国协调合作，以避免同时在欧洲、中东和“印太”承受战略压力。但另一方面，美国在“印太”增加战略资源投入，并加大力度落实、深化政策实践，例如发布《美国对“印太”的持久承诺》报告、升级“印太”司令部战区后勤保障框架、与“印太”关键盟国开展首脑外交、计划部署5艘航母至西太平洋等等，高调突出并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美方高层特意强调，“即使正面对包括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在内的种种全球性挑战，但美国的关注重点仍是‘印太’。”

  从地区战略间张力的角度看，上述种种应对举措不仅是美国的中东战略正在牵制其“印太战略”的具体表现，实则也揭示了导致形成牵制的最终的原因。亦即，美国的中东战略由于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动荡而濒临失灵，致使其与“印太战略”之间凸显张力，在战略资源和运作条件两个维度都构成约束。这导致美国的中东战略开始干扰甚至掣肘“印太战略”的资源配置与政策实施，致使“印太战略”的运行和功能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乃至阻力，由此被中东战略所牵制。

  在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地区战略间的张力作为核心概念，提出了分析美国地区战略彼此间影响及其作用方式的理论框架。概言之，由于在战略资源和运作条件维度呈现出不同的约束状况，美国地区战略间的张力具体区分成张力为零、张力为正和张力为负三种情形。对于任意两项美国的地区战略，当两者间张力为零时，彼此间会形成策应，即面向区域A的地区战略对于面向区域B的地区战略能够按照设计运行并发挥作用具有某一些程度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当两者之间张力为正时，彼此间会形成牵制，即面向区域A的地区战略会对面向区域B的地区战略按照设计运行和发挥作用增加难度甚至阻力。当两者张力为负时，彼此间会形成增益，即面向区域A的地区战略能够使面向区域B的地区战略节约战略资源投入，或是实现计划外的额外目标。

  自从美国在中东采取“战略收缩”以来，美国的中东战略对其“印太战略”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囊括了策应、增益和牵制三种作用方式。首先，中东战略一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减少美国在中东战略资源投入、保持美国在当地影响力优势、维持地区局势基本稳定的预期目标，使得美国能够更将精力和资源集中于“印太”事务，由此对其“印太战略”形成有效策应。在此基础上，美国期待中东战略能够进一步增益于“印太战略”实践，因而牵头组织了“I2U2集团”“印欧经济走廊”等联通中东和“印太”的跨地区合作，以促使中东战略帮助“印太战略”节省战略资源投入，实现额外目标。当前，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激烈爆发，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动荡，美国的中东战略濒临失灵。对此，美国再度大幅度提高了对中东的战略资源投入，并在“印太”实施了一系列因应举措，以应对中东局势激荡及其对“印太战略”的消极影响。这表明，由于自身濒临失灵，美国的中东战略正愈发对“印太战略”造成牵制，致使后者在运行和功能上面临更多掣肘和不确定性。

  中东战略与“印太战略”之间张力加剧深刻揭示出，美国当前的战略实力难以支撑其强力护持全球霸权。这种情况下，全球特别是热点地区局势不可能完全合乎美国的计划和预期，类似于新一轮巴以冲突的重大突发事件将使美国疲于应对。而美国针对本次中东动荡的种种举措表明，面对这样的情势，美国很有可能会因为危机感高企而更加敏感，从而不惜一再通过言语和行动竭力表明护持霸权的战略决心。但与此同时，自身的客观实力又迫使美国不得不保持灵活性，以避免同时在多线承受战略压力。对此，中国应该在战略上继续保持审慎、灵活和责任感，既要深入研判美国对华具体举措的真实意图及其成因，有的放矢地回应其中的挑战和机遇，同时也要深化构建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8］赵菩，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J］.东北亚论坛，2022（4）：24-46；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6）：26-55.

  ［14］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202.

  ［18］阮建平.“地缘竞争”与“区域合作”：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挑战与中国的应对思考［J］.太平洋学报，2019（12）：50.

  ［26］佘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J］.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5）：71.

  ［27］牛新春.想象与真相：中国的中东政策［J］.西亚非洲，2021（4）：42.